2006年8月，我出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担任校长后，出于“惯性”——我不太愿意说是我“热爱”，我没那么高尚——我曾坚持上课并担任班主任，但后来我不得不罢手，因为毕竟我的主要身份与职责是校长。作为杂务缠身的校长，我不可能像单纯的教师一样全力以赴地研究教学并完成各种复杂的教学任务，并达到相应的升学要求。如果我执意要坚持在一线上课，说得直白点，那是对学生不负责。
曾经有一位读者给我写信说：“李镇西，在我们心目中，首先是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和班主任，而不是校长。”是的，我一直并没有远离语文教学，没有远离课堂。作为“语文特级教师”的我，做了校长自然会格外关注我校语文教师的成长，关注语文教研组的建设。这种关注，主要体现为思想引领，专业指导、身体力行和提供舞台。
思想引领。我常常对老师说：“教师，首先是知识分子，他要有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尊严。一个语文教师，应该有文人情怀，学者视野，诗人气质。” 我曾经用教研组活动的时间，给老师们开设专题讲座《语文教师的人文追求》，让老师们以古今中外的语文教育大家为坐标，看到自己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读书，是我对老师们进行思想引领的常规做法。《南渡北归》《民主的细节》《唐宋词十七讲》《前方是什么》《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等著作，我和老师们一起阅读，一起交流。我办公室的书橱一直向老师们开放。每次和老师们谈心完毕，我都让老师们在书橱中选一本书借去看，而且可以在书中勾画批注，下次还书时和我交流。我还请来钱梦龙、流沙河、魏书生、王栋生（吴非）名家大家来到我校，给老师们开设讲座，面对面的交流。每期开学，我都要给老师们播放有关著名知识分子的纪录片和视频，比如傅雷、比如陈寅恪……面对屏幕上的大家巨匠，老师们在心灵震撼的同时，很自然会想到在今天，“我”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语文教师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着怎样的追求和作为？
专业指导。因为我年长，教育经历比年轻老师丰富，因此经验和教训都要多一些，这是我能够对他们进行专业指导的资本。我长期听老师们的课，除了统一安排的研究课之外，我喜欢跟踪听某一个老师的课，一听就是一个单元甚至更长。因为如果随便听一堂课，有可能这堂课“恰好”上得很好或上得不好，而且任何一堂课多多少少都可以说出其亮点或挑出其不足，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我跟踪听课一段时间，这样对我这个老师教学就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然后和他交流探讨。另外，我听老师的课，尽量不以我的课堂为尺子去比量他，也不以统一的标准去束缚他，而尽量根据老师本人的风格特点去完善其课堂教学。除了听课和交流，我特别注重老师们的写作，写教育随笔，写课堂实录，写精彩片段……写的过程就是反思的过程，而且作为语文教师，写作应该是专业基本功。几年来，在我的倡导下，语文组的老师写了数十篇课堂叙事的随笔。这些随笔是老师们成长的见证。此外，我对老师们的专业引领还体现在教育科研上。我这里说的教研科研不是什么国家级省级重大课题，而是让每一个老师研究自己遇到的困难。我常说：“把难题当课题就是最好的教育科研。”比如，我校在课堂改革中，也吸取了高效课堂的一些元素，但有老师提出，语文课毕竟不同于数理化课堂，过于模式化程式化不符合语文教学的特点。“好，”我对老师们说，“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符合语文学科特点的语文课该怎么上？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目前，我们组正在结合每一天的课堂研究这个课题。
身体力行。我经常说：“最好的教育莫过于感染，最好的管理莫过于示范。”要求老师们读书，我就得手不释卷；要求老师们写作，我就得笔耕不辍。至少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老师们是很佩服我的。经常在教研组活动中甚至全校教工大会上，我爱给老师们讲我最近读的书，我眉飞色舞的讲话，自然会感染不少老师，下来之后他们会去买我提到的书。我也经常把我写的教育随笔或教育故事印发给全校老师。我的博客几乎每天更新，不少老师都是我的粉丝，天天阅读。还有老师也学我开始建博客，写微博。几年间，我校老师在网上写文章竟然达到了两万多篇。作为特级语文教师的校长，我更多地示范是上课。当校长八年来，我一直没有中断上课。我上课主要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每届新生入学，我都要给每个班上一堂语文课《一碗清汤荞麦面》，以此作为每一个孩子进入我校的爱的启蒙教育。二是我专门给学生开设的阅读课和选修课。阅读课每个班每周一节，我上五个班，每周五节；选修课是我自己开发的《文学作品中的公民教育》，每周两节。三是在课程改革中，遇到一些难点，有老师叫苦，有畏难情绪，我就主动上示范课。我的课堂从来都是向老师们开放，只要有我的课，老师们随时都可以推门进来听。
提供舞台。这里的“舞台”特指老师们成长展示的平台。我经常给老师们提供讲学的机会，让老师们在全省乃至全国展示自己的课堂。有一年，福建请我去讲学，我就主动提出带年轻老师唐燕去。唐燕上课，我点评并做报告。结果唐燕上完课后，学生们围着她又是签名又是合影，不让她走。几年来，我校先后和我一起外出讲学的老师有十多位。我给老师们提供出版著作发表文章的机会。每当有出版社给我约书稿，我就问：“我主编的行不？”对方说：“行！”好，我就拉着语文组的老师写书，我给他们拟提纲，帮她们修改润色，然后出版，还有稿费。《给新教师的建议》《民主教育在课堂》《每个孩子都是故事》《把心灵先给孩子》……这些著作都是这样诞生的。我还给全国许多杂志的编辑联系，让我们的老师在其杂志上开设专栏。尽管不是每一位老师的文字水平都能达到专栏的要求，但不要紧，有我呀！老师写了文章，我帮助修改，最后达到发表的水平。另外，我还利用我在一些报刊开设的专栏，推出我们的老师。在《中国教师报》的“镇西随笔”专栏上，我已经连续三年写我校老师的故事。一个个普通的名字，因为我的专栏而被全国的同行所熟知，并敬佩。
昨天和语文组组长胡成老师谈心，她说：“李校长，您来了之后，我们语文组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视野比过去开阔多了，我们读的书写的文章也比过去多得多。”胡老师很朴素的话，让我很有成就感。八年前，我出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时，有记者问我：“你认为你自己怎样做才算是成功的校长？”我回答：“教师的成长，是我当校长成功的唯一标准！”今天，我依然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教师的成长就是我的成功。
|
